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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人能超越誤會,但總有人持續努力,馬悅然因此不朽

2019-10-29 14:26 weila

1949年12月13日,住在成都華西壩的馬悅然在日記中寫道:“把兩百塊銀元放在一個提包里,埋在花園的糞坑里。”6天后,他又把銀元從糞坑中釣上來,并“用了半天工夫,把比罪惡還黑的銀元擦洗干凈”。

像許多擔心戰爭的成都人一樣,馬悅然既惶惶不可終日,又不失幽默感。

1950年7月,馬悅然離開中國。1956年,他來到北京,擔任瑞典駐華使館文化參贊,2年后離去。再次來北京時,已是上世紀80年代,他寫道:“真的哭得出眼淚,那時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語堂先生所描寫的城市。”

今年10月17日,將中國視為“第二故鄉”的馬悅然溘然長逝,終年95歲。在他身后,貼滿了著名漢學家、翻譯家、高本漢的高足、瑞典文學院院士等標簽,但最為中國讀者熟悉的,還是“諾貝爾文學獎終生評委,且是十八位終身評委中,唯一精通漢語者”。很少有人想過,這一標簽背后的深層意味。

方丈帶他走入中國文學

1924年6月6日,馬悅然生于瑞典延雪平省首府延雪平市,它是瑞典第九大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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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馬悅然自己說,20歲服完兵役后,他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攻讀拉丁文和希臘文,想畢業后當高中教師。1946年春,馬悅然讀了林語堂的《生活的藝術》,第五章講到了老子和莊子的哲學,便去圖書館借《道德經》的英文、德文和法文譯本,結果令他驚訝:三種譯本差別驚人。

馬悅然鼓起勇氣,給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打電話,希望拜訪他。在拜訪中,馬悅然問《道德經》哪個譯本更準確,高本漢說:“都不行,我自己的譯本最可靠,但沒有發表,我可以把手稿借給你看。”

一周后,馬悅然還手稿時,高本漢問:“你為什么不學中文?”

1946年8月,馬悅然搬到斯德哥爾摩,跟高本漢學中文,從《左傳》開始。

高本漢

當時斯德哥爾摩大學沒有漢學系,高本漢每周給研究生開兩次講座。1948年,馬悅然拿到洛克菲勒獎學金,來中國調查方言。清末時,高本漢曾到中國搜集了33種漢語方言材料,其中南方材料較少,所以建議馬悅然去中國的西南山區。

馬悅然在四川北部工作2年,在峨眉山下,結識了報國寺方丈果玲。果玲出家前曾在大學教國文,馬悅然在寺中住了8個月,果玲每天早飯后授課2小時,除四書五經外,還有《唐詩三百首》、魏晉南北朝詩等。

離開報國寺后,馬悅然回到成都華西壩。為保護華西大學安全,馬悅然與他后來的岳父陳可行都曾參與巡邏。

馬悅然第二次來中國時,與著名作家老舍有交往。

據學者張靜河鉤沉,1970年前,馬悅然僅將5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瑞典語出版,其中包括老舍的短篇小說《普通病房》。1970年后,馬悅然譯介中國文學作品的速度“驟然加快”,“到1992年為止,他的全部文學譯作就有700種之多”。

寫不好漢語詩的漢學家

轉向中國現當代文學,可能與1975年發起的編寫《中國文學手冊,1900—1949》相關。

據學者張靜河介紹,該手冊“對入選作品要求很嚴”,來自歐洲11國和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中國香港等100多學者參與編寫,以詩歌卷為例,既收入胡適、聞一多、徐志摩等人作品,也收入杭約赫、蘭冰等很少被提及的詩人的作品。

《中國文學手冊,1900—1949》是從文學史的角度,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整理。這似乎給了馬悅然以誤導,他常以此視角來判斷作品價值。成為諾獎終身評委后,馬悅然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,他的一些議論也屢屢引起國內學者不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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